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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博物馆:中国古代体育(三、马球)
发布人:365bet注册-365bet体育比分-365bet赌场 发布日期:2019-11-18 15:54:29

  马球,在我国古代的史籍上叫击鞠、击球或打球。《宋史·礼志》上说:打球是一种军中的礼节,每年三月,在大明殿举行赛球典礼。皇帝乘马到球场,臣下迎接,依次上马。皇帝击球,教坊作乐奏鼓。皇帝打进了第一个球后,才叫诸王大臣开始比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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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是我国马球盛行的时期,上自皇帝,下至诸王大臣、文人武将,大多都“以此为乐”。1971 年,陕西省博物馆在乾县发掘了唐章怀太子李贤墓,墓中陪葬的文物甚多;墓道两侧有五十多幅完好的壁画,《打球图》就是其中的一幅。画面上有正在跑动的二十余匹骏马,体态丰满,细尾扎结;骑马人头戴幞巾,脚穿长靴,手执鞠杖;一位骑枣红马的骑手跑在最前面,高举鞠杖,侧身向后击球:球在场中滚动,后面几个骑手驱马争枪。

  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枚唐代打马球图青铜镜,图像十分逼线 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打马球俑,其形象也非常逼真。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唐代社会喜爱马球活动的风尚。

  马球起源于何时呢?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:一种认为起源于波斯,由波斯传到西域,再由西域传入长安:一种认为起源于吐蕃(我国的西藏地区),向东西方传播;一种认为在东汉后期我国就有了马球,马球是由汉代的足球发展演变而来。这几种说法,都还不能论定,有待于进一步研究。但唐代马球之所以能迅速发展,盛行三百年而不衰,是有其社会原因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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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国古代的骑兵虽创始于战国时的赵武灵王,但当时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兵种。到了南北朝,盛行甲马,就是给马匹穿上防护的甲具,俗称为铁骑。唐太宗李世民改变了骑兵装具,成为轻骑兵,发挥了骑兵快速机动与远程奔袭的特长。这种特长符合大唐帝国地域辽阔、疆土广大的战略需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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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此,唐代自建国以来就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。《书·兵志》记载,“自(太宗)贞观至 (高宗)麟德,四十年间,马七十万六千(匹)”;天宝后,“王侯、将相、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”;“将校亦备私马。议谓秦汉以来,唐马最盛,天子又锐志武事”。马匹是建设骑兵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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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了马匹,还要训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,而马球运动就是训练骑木和马上砍杀技术的最好手段。唐代开展马球的目的就是为了军事训练。唐人阎宽在《温汤御球赋》中说:“击鞠之戏者,盖用兵之技也。武由是存,义不可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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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马球是一种军事训练的手段,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活动。”百马撵蹄近相映,欢声四合壮士呼”。无论是参加打球,还是观看比赛,马球运动都能使人精神振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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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。贞观、开元之时,天下富庶,社会上就需要有一些休闲的娱乐。于是,马球运动就成为社会欢迎的活动了。作战的军士要练武,闲暇的富民要娱乐,这就是唐代马球运动能够蓬勃开展的社会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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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马球之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,除了社会原因之外,还有唐代上层社会的喜爱和重视。唐代最高统治者皇帝及王室贵族,大都是喜爱马球活动的。 “上有好看下必有甚焉”,这是社会现象的一条规律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中宗条下,就有这样一句话:“上好击球,由此,通俗相尚。”唐代马球运动的发展,和皇帝的倡导亦有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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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唐书·本纪》中,常常有皇帝幸某处击鞠的记载,说明唐代皇帝犬都亲自上场打球。唐皇宫中有好几处马球场是专供皇帝打球的。据考古材料, 1956 年西安市唐长安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的一块石志上有“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”铭文。

  说明含光殿球场的建筑年代在大和辛亥,即唐文宗五年(831 年);同时也说明,唐朝在皇宫建筑球场是专门为皇帝和显贵们用的。由于经常参加打球,有几代皇帝的球技还很高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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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唐宣宗李忱可以骑在飞奔的马上,用击鞠杖连续击球至数百次之多;唐僖宗李儇向他的近待夸口说,如果朝廷设置打球进士科,他可以考中状元。如果真要在唐代的皇帝中考选马球状元,只有唐玄宗李隆基才够资格。唐人封演所写的《封氏闻见记》中记载了唐玄宗二十四岁时参加的一次与吐蕃的马球赛,表现突出,为唐王朝第一次外交球赛赢得了胜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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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中宗景龙三年(709 年),吐蕃赞普派遣他的大臣尚赞咄来迎接金城公主;因知道唐中宗李显最爱看球赛,使带来了一支十人马球队。吐蕃是游牧民族,马匹骏壮,骑术精良,马球技术也很精湛。唐中宗派遣皇宫内园的马球队和神策军马球队与之比赛,两战都输了。唐中宗十分恼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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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时,唐玄宗还是临淄王,他和嗣虢王李邕、驸马杨慎交、武延秀组成了一支四人贵族马球队,与吐蕃的十人马球队比赛。开赛之后,唐玄宗往来奔驰如风回电激,挥动球杖、连连透门,贵族队大获全胜。球策之后,吐蕃大臣尚赞咄连连称赞说:想不到王爷会有这么好的球技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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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玄宗一直到老年还是十分喜爱打球,天宝六年,他已六十二岁了,还想参加球赛,经别人劝阻,才坐在场外观看。究竟是因他喜爱马球,坚持了体育活动,还是别的什么原因,唐玄宗是唐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一个,活了七十七岁。他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几百个皇帝中,也算是长寿的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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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玄宗晚年,意志衰退,耽于宴乐,不问政事,导致了安史之乱。宋人李公麟绘了一幅《明皇击球图卷》,晁无咎在画上题了一首意含讽刺的诗:“宫殿千门白昼开,三郎沉醉打球回。九龄已老韩休死,明日无复谏疏来。”把祸乱的原因归罪于打球,这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。青年时期的唐玄宗不是更热衷于打球吗?但是他开创了开元盛世。适时的娱乐并不会影响政事,何况是有助于社会尚武、练武的马球运动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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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,唐代马球受到军队各级将帅的重视。节度使的驻地,都建有训练用的马球场,并经常修整锄草便于马匹奔驰。左右神策军是皇帝的警卫部队,其驻地也是经常陪皇帝打球的地方。因此,神策军就更重视马球活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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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许多打球的名手都出在神策军中,并因球技高超而有好几个人升任了节度使。据《资洽通鉴》记载,唐僖宗有一次是用打球输赢来选拔节度使。广明元年(880 年)西川节度使出缺,神策军中大将陈敬瑄、杨恩立、牛勖、罗元果四人都想去当节度使。唐僖宗无法决定,便叫他们四人赛球,谁赢了谁当节度使。结果,陈敬瑄夺得了头筹,便得了西川节度使的职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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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文人当然没有武将的马球技艺高。在文人中也不会象军中马球开展得那么普遍。但唐代文人也有不少人是会打马球的。进士科是唐代文人最光荣的出身,有“三十老明经,五十少进士”之说。文人都希望由进士科走入仕途。而进士科及第后有三大盛会,即慈恩塔题名、曲江游乐宴会和月灯阁下打球。这是文人夺得鳖头后最得意的活动。如不会打球,岂不使盛会扫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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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此,唐代文人由文入武,当了节度使的也不乏其人。如诗人李绅、高适、张建封,都由文人武当上了节度使。当了节度使就要训将练兵,就要会打马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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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,张建封在他的诗中说:“仆本修文执笔者,今来帅领红旗下,不能无事习蛇矛,闲就平场学使马。”文人入武,首先就要会打马球。上述两种仕途都促进了文人中的马球运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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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个别文人,马球技术也很精湛,还能战胜神策军中的老手呢。五代人王定保的《唐摭言》中,记述了这样一段月灯阁下打球的故事:晚唐僖宗乾符四年(877 年),新进士集会在月灯,阁下准备赛球,场外已围了几千观众。突然,有几个神策军闯进了球场,手拿球杖,策马奔驰。其用意很明显,是要和新进士较量一下。晚唐时期,朝廷政权完全掌握在宦官之手,而左右神策军就是宦官手中的两把刀子。虽然这次是无理取闹,新进士也不敢公然得罪他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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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这天的盛会,是新进士出头露脸的大喜日子,如果在几千观众面前输了球,是很丢脸的。正在为难之时,有一个新进士叫刘覃的挺身而出说:让我去教训教训他们!说完跨马执杖驰进了球场,向在场的几个神策军拱手道:新进士刘覃,特来奉陪练球!这几个神策军见有人应战,便拿出球子与刘覃比赛。谁知只驰驱了几个回合,球子便被刘覃夺得。他只有一个人,无法传球,便在马上连击几次之后,一个大打,把球子打向空中,球子飞出球场,不知落到何地去了。这几个神策军想不到一个文人竟然有这样高超的球技,有这样大的击球力量!一个个目瞪口呆,垂头丧气,在几千名观众的嗤笑声中,面红耳赤地离开了球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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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的官僚贵族,也多是以打球为乐的。封建官僚贵族的娱乐,常常和奢侈浪费联系在一起。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、武延秀,在家中修建私人球场;为了使马跑后不扬起尘土,在一千步长的球场上,用油和泥建筑。

  五代时的吴王杨渥,喜欢在夜间打球,球场四周点上几十根蜡烛照明。一根蜡烛有十围粗,每天耗费数万钱。唐代宗时的剑南节度使郭英又家中养女伎骑驴打球,驴身上的鞍饰及人身上的服装,也要用去数万钱。这真是豪门一场球,贫民几岁秋。

  官僚军阀们,为了争权夺利,常常无事生非,球场中的风波也会变成政治斗争的恩怨。据《书》记载,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是魏博节度田承嗣的女婿。有一次,李宝正和他的内弟田维打球,不慎冲撞了田维,使田维堕马身死。田承嗣大怒,囚禁了李宝正。从此两家结下了十几年的冤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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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悟本来是淄青节度使李师古的一个部将,在一次球赛中,刘悟的马头撞了李师古的马;李师古很生气,要杀死刘悟,后因别人劝解而罢。但刘悟却从此怀恨在心。李师古死了之后,刘悟杀了李师古的弟弟李师道,自己当了淄青节度使。另据记载,黄巢的部将朱温,背叛了农民起义军,当了唐朝的节度使。他派儿子朱友伦在长安城做监军。在一次球赛中,朱友伦不慎坠马而死。朱温以为是别人有意谋害,便杀死了唐朝许多旧臣来报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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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阴谋暗杀,是封建官僚贵族争权夺利斗争的一种手段。在唐代的马球场上也曾发生过两起谋杀未遂的事件。李忱是唐武宗李炎的叔父,李炎想杀死他但又不便于公开下手,便派人借球赛的机会阴谋暗害。由于李忱骑术精良,球技高超,才逃过了毒手。唐玄宗晚年宠信安禄山,委以三镇节度使的重任。他的儿子唐肃宗李亨早已窥见安禄山的叛逆野心,几次想借打球的机会杀死他。终因唐玄宗百般袒护而未能如愿。

  司马光所编《资洽通鉴》记载,天宝十四年,安禄山率兵叛乱,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沦入叛军之手,以颜真卿为代表的抗战派,坚持在敌后抗击叛军。但是,兵少粮缺,形势非常险恶。正在艰难困苦之际,常山太守王俌动摇了,和叛军副师史思明书信往来,勾勾搭搭,准备率部投降。

  常山太守部下的军官都是有正义感的汉子,不愿向叛军投降。但王俌的投降行为尚未明朗,不便反对:如他的阴谋一旦成为事实,又有叛军作为外援,则又很难对付。于是,十几个小军官就借赛球的机会,撞倒了王俌的马,另十几骑随后一拥而上,风驰电掣般地跑过,把奸贼王俌踏得尸骨如泥,血染黄土,粉碎了这次投降的阴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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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人段成式的《西阳杂俎》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:唐德宗时,河北镇有个姓夏的军官,骑术精良,武艺超群,能拉开几百斤力的弓,尤其精通马球技术。他曾在马球场上,作过一次飞马打球的特技表演,在球场的地上累了十几个铜钱,他飞马奔驰,用手中的球杖击钱,一次只击一枚,而且这一枚铜钱只飞出七丈远,十几枚铜钱,个个如此。击钱的准确程度达到了神奇的地步。如用这种本领在球场上射门,当然是百发百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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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马球技术的提高,除了军队中有一批骨干之外,在皇家内园也有一批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马球运动专业人员。在唐代的史籍中,常常可以看到各地节度使向皇帝献“打球供奉”的记载。打球供奉虽然有很高的技术,但在皇帝的眼里,只不过是一种娱乐的玩具而已。他们的生命和生活,都是得不到保障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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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敬宗李湛是一个喜怒无常,以别人的伤残为欢乐的残暴君主。他常常叫打球供奉半夜赛球,以致经常发生“碎首折臂”的惨事。而他却以此为乐,残酷的暴虐行为终于激起了打球供奉们的反抗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宝历二年(826 年)十二月,李湛在郊外打猎,回到宫殿已是夜半,忽然心血来潮,把打球供奉从睡梦中唤醒召来,要他们打球作乐。这时马已困乏,人无准备,又是夜半昏黑,更容易发生危险事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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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李湛一意孤行,毫不听人劝说,为了满足其残暴的本性,非要人伤马残不可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,打球供奉苏佐明、王嘉宪、石从宽、阎惟直等人,联合起来,杀死了李湛。在警卫重重的皇官中,这几个打球供奉杀了皇帝,当然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。苏佐明等人虽然并不是有计划的起义,并没有象罗马帝国的角斗士斯巴达克斯那样,率领一部分义军,摧毁帝国的统治,但他们在封建思想禁锢的皇宫中,敢于拿起武器,杀死被尊称为天子的偶像,这种反抗精神,也是值得赞扬的。而他们勇敢无畏的品质,不能说和从事马球运动没有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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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人的诗文中对社会上的马球活动记载颇为详尽,但是有关马球比赛的方法规则记述甚少。《宋史·礼志》和《金史·礼志》在这方面却有较详尽的记载。从中可以看到,我国唐、宋时期的马球运动已具备了较完整的规则。而比赛的方法则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。唐代采用双球门,南宋、金国和以后的明代则是用单球门。

  这种改变,可能受当时足球运动方法的影响,也和社会的习俗风气有关。双球门的比赛方法激烈,直接对抗争夺,含有极大的危险性。单球门是在一个门前争夺射门,危险性就小得多了。这就促成了改革。但马球运动的这种改革也与足球运动一样,在训练体力和意志上,都是一个退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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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宋史·礼志》上有”打球本军中戏”的记载,但在其它史料上却很少看到有关军中打球的详细资料。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,在北宋时期是衰落了。这种衰落,和北宋的军事战略有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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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宋的国土比起唐代来是大大的缩小了,对外族的侵略又采取守势。骑兵是一种进攻的兵种,不适用于防守战术。因此,北宋是不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的,从而也就不重视马球运动的开展。保守的局面是不能长久的,北宋朝廷终于被强大的金国灭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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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,匆匆忙忙地跑过了长江,在临安城(今杭州市)建立了南宋小朝廷。他的儿子赵眘在人民要求收复国土的抗战声中,登上了皇位。赵眘表示了主战的决心,在临安城建筑了一个用油布遮盖的室内马球场,亲自率领御前的将帅练习马球。

  赵眘主张抗战、建设骑兵的行动,很快就在南宋军中收到了效果。陆游是南宋的爱国志士,他一生渴望民族复兴,祖国统一,临终前还写下了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”的有名诗句。他四十岁时投笔从戎,参加了四川宣抚使的军队,经常驻军南郑。

  南郑是南宋向北进攻的前哨阵地,军事训练最能体现南宋朝廷的战略意向。在陆游的诗中,多次提到在南郑的军中开展马球活动的事:“军中罢战壮士闲,梁州球场日打球。”“打球筑场一千步,阅马列厩三万匹。”“射堋命中万人看,球门对植双旗红。”“闲试名弓来射圃,醉盘骄马出球场。”“打球骏马千金买,切玉名刀万里来。” 可见南宋军中为了适应主动进攻的战术需要,建立了拥有三万匹马的强大骑兵部队,因而积极地开展了马球运动。可惜,南宋的这种好景不长,赵眘的抗战决心,随着符离集一役失败而烟消云散,西湖的游艇上又恢复了宴饮歌舞,南宋的马球运动重归于寂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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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南北宋马球运动的兴衰来看,它始终是和军事战术的需要相关连的。与此同时,建国于北方的辽国和其后的金国,马球运动却较普遍地开展起来。

  辽国是契丹族,于 947 年建立,国土包括内外蒙古及东北地区。据《辽史》记载,辽国的马球是由中原地区传播过去的。辽穆宗耶律璟曾要北汉主(刘旻建立的割据政权)进贡打球衣和经过训练的打球用马;而在辽穆宗以前,在《辽史》上是没有关于打马球的记载的。

  辽国在穆宗引进马球之后,在皇帝和贵族的倡导之下,马球运动迅速发展起来。辽圣宗耶律隆绪就是一个十分喜爱打马球的皇帝,经常和诸玉、大臣一起打马球。

  据《辽史》记载,为了这事,谏者大夫马得臣还谏议他不宜参加打球,理由有三条:“君臣争胜,君输臣喜,一不宜也。争心竞起,礼容全废,二不宜也。马或惊蹶,圣体亏损,三不宜也。”但辽国的马球运动。并未因此停止开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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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115年,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国。

  1125年灭了辽国,占领了辽国的全部土地,也继承了辽国的社会习俗。《金史》上说:“击球之戏,迹辽俗也,金因尚之。”金国接受了辽国打马球的风俗,并且进一步把赛马球作为礼节,规定在端午节这一天,行过拜天礼后,举行球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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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金国和辽国一样,许多皇帝和贵族也是喜欢打球的。据《金史》记载,金世宗完颜雍就很喜欢打球。他的司天监马贵中也上书谏议他不要打球,理由也是“围猎击球皆危事也”。但是,完颜雍不听,他说:我的祖先是以武定天下的。现在天下承平,岂能忘武!马球是一种很好的练武活动,我亲自参加马球活动,就是向天下人表明不能忘了武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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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了元明,端午节打球的风俗仍然留存在我国北部的土地上。明太祖的第四子朱棣,被封为燕王,一直驻守在金国大都的故址(即今北京市)。1403年朱棣起兵“靖难”,当上了皇帝,并迁都到北京。永乐十一年下令,规定在端午节这一天进行击球、射柳之礼:并在当年五月亲临球场,观看大臣赛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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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代的马球运动,虽因后来军事战略关系而未积极开展,但端午节打球的礼制,却一直延续到明朝后期。现故宫博物院藏《明宣宗行乐图卷》中有打马球的场景,可为佐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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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辽、金、明的马球发展情况也和宋朝一样,主要是适应军事发展的需要。我国北方有广阔的平原,适用骑兵部队。因此,在北方建立的政权,都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,因而也重视马球运动的开展。

  唐代的马球盛行时,不仅有男子参加,也有女子参加。唐诗人王建的《宫词》中说,“新调白马怕鞭声,隔门摧进打球名”。就是指的皇宫内宫女打球。唐代女子打马球完全是为了娱乐。剑南节度使郭英又看女伎打球作乐,每天得花费数万钱。

  五代的前蜀主王建,也最爱看女子打球。他的妃子花蕊夫人写了好几首有关马球的诗。其中有“自教宫娥学打球,玉鞍初跨柳腰柔” 的诗句,就是形容女子打球时的动态美。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,在南宋就逐渐衰落了,但作为娱乐活动的女子马球,在皇官中却一直继续。宋哲宗时的进士王珪,宋徽宗赵佶,南宋宁宗的杨皇后,在他们写的三家《宫词》中,都有关于女子打马球的诗。

  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,描写宫女打球的情景是:“人人乘骑精熟,驰骤如神,雅态轻盈,妍姿绰约,人间但见其图画矣。”可惜这只不过是马技和服饰的展览,看不出打球的激烈争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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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了清代初年,马球就完全绝迹了。这和清王室的禁止人民练武、养马的政策有关。《东华录》记载顺治五年的禁令:“今各处土贼,偷制器械,私买马匹,毒害良民,作为叛乱。今特为禁约:任事及文武官员及战士外,若闲散官、富民之家,不许畜养马匹,亦不许收藏铳炮,甲胄、枪刀、弓矢、器械。有不遵禁令,是怀叛逆作贼之心,若经搜获,本人处斩,家产妻拏入官,邻右十家长杖流。”这样严厉的处罚,人民如何敢养马?没有马又怎能开展马球活动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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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康熙十年之后,清王室的统治逐步稳固,原来严厉禁止养马的命令稍稍放松。但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没能恢复,只是作为社会娱乐的马球曾一度出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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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剧作家孔尚任和其他几个诗人,于康熙三十二年(1693 年)在北京西郊自云观庙会上,看到了女子马球表演。这事写在他们所作的《燕九竹枝词》里。其中有一首描写女子马球表演的诗是:“谁家儿郎绝纤妙,马上探丸花里笑。翠袖妖娆得得来,星眸偷掷输年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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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来少年参加的人吼马嘶的马球活动,现在只剩下“翠袖妖娆”在“马上探丸”。到了清中叶以后,却连这一点遗迹也没有

  唐代社会除了盛行骑马打球而外,还有一种不骑马的持杖打球,称之为步打。还是前面提到的王建的《宫词》诗说:“殿前铺设两边楼,寒食宫人步打球,一半走来争跪拜,上棚先谢得头筹。”从这首诗可以知道,步打也是清明节宫女的一种娱乐活动。《宋史·礼志》在记述了马球礼仪之后说:“又有步击者,时令供奉朋戏以为乐云。”说明了宋代社会上也有步打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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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步打球也盛行于北方的辽国和金国,被称为捶丸。到了元代初年,捶丸运动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比赛方法、场地设备和器具规格以及赛球规则。有一个署名宁志的老人,把上述内容写成了一本书,名《丸经》。《丸经》的序言就提到,捶丸运动是“卫生之微奥,而训将练兵之一技也。”既可“养其血脉”,又能“怡怿乎精神”,达到身心健康。在六百年前,就能如此科学地认识体育运动的价值,这是对我国体育史的极大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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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西洪洞县水神庙的壁画,就反映了元代喜好步打球的风尚。到了明代,步打球得到更广泛的开展。周履靖在重刻《丸经》的跋上说,他年轻时,走过许多大小城市,看到不少的青年在做步打游戏。如《明宣宗行乐图卷》就有宣宗和他的内侍们步打球的图象。明代杜堇画的《仕女图》中,也有几个妇女作步打游戏。从上述绘画中可看到参加步打活动的人,有皇帝及其内侍,也有一般仕女。可见,步打球受到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喜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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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步打球也和足球、马球一样,在清皇朝禁止人民练武的情况下逐渐中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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